让青少年先改变，这不公平

　　----上海晨报专访萨提亚大师约翰·贝曼博士（三）

　　约翰·贝曼希望有机会可以培训家长，帮助他们改变与孩子的应对方式。这是个不错的主义。

　　约翰·贝曼看到什么了呢？他看到很多家长和老师有一个好的动机，但是他们用了错误的方式，没有让孩子看到这部分。这是很遗憾的。

　　星期日：帮助家长改变他们与孩子相处和应对的方式，是很多读者非常关注的。我在报纸上刊登了我与一名初中女生的书信往来。她很信任我，告诉我很多她的内心世界。许多青少年也因此写信给我，告诉我他们的想法。他们很不快乐。我一直在想，如果他们身边的成人，家长和老师，特别是家长不改变，他们怎么办？

　　约翰·贝曼：我觉得这个不公平。就是让青少年先改变。我想让老师和家长们先改变。在萨提亚模式中，家长和老师要停止指责。如果我停止指责，我就能更好地听见你，我一停止指责，我就能听见你了。当我听见你的时候，你就能感受到我的关爱，当你感受到我的关爱的时候，你就会更好地与我联接。你就会感受到，我所希望的是限制，而不是指责。你能感受到，是我想要关心你，而不是我想改变你，指责你不好。

　　所以，在美国和加拿大，开展了很多项目，这些项目是帮助青少年去适应那些指责，但这真的很难。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做的。我们怎么做呢？我想让青少年感觉到自己更有力量，可以为自己负责。因此，当他被指责时，他就不会被触动，只会把它看做是一个行为。他会知道，在行为的背后，会有很多动机，是一些好的动机，需要孩子们听见。

　　我举个例子，我是父亲，我打你，你看到我的好的动机吗，很难吧？作为孩子，在我打你时，你是很难看到我的动机的。但是在现实生活中，我确实是有一个好的动机，因为我想让你更好，我关心你，希望你更好。我知道的方法，就是打你。如果你能看到我有好的动机，你就可能生存下来了，你就不需要自杀了，你也不需要叛逆了。但这个不公平。但是可以做到。青少年如果想感觉好，那么他就要知道，他是够好的。父母只是想帮助他，当父母想打他的时候，他就能感觉到父母好的动机，而不会认为自己不够好。这不是最好的答案，但是一个足够好的方法可以对待。比现在的情况好一些。如果我将来有机会，我将教老师，如何去接纳孩子的不同。我也会教孩子如何更好地照顾自己。我会教他们如何更好地理解他们的父母。然后父母就会改变。

　　星期日：有这个可能性，我来牵头。

　　约翰·贝曼：有三个方法。一个是培训教师，一个是教父母。一个是教青少年。

　　星期日：当我收到青少年来信时，我看到他们的愤怒。我能感受到。现实是，成人不改变，但却要求青少年改变，这个特别艰难。对于这部分，我对你有期待，我希望透过报纸，你对他们说些话。

　　约翰·贝曼：所以，让我们看一下，你能给他们什么，是他们所需求的。不是作为治疗师，而是作为记者。一个是你可以接纳。你可以告诉他们，你能听到他们的哭泣。你能在某种程度上认可他们。第二，我想，你可以给他们一些希望，说一切会变好。第三，他们可以更少对成人有反应。他们不需要被触动。事实上，大多数父母的动机都是好的，但方法是坏的。好的动机，坏的方法。能听到好的动机吗？或者如果能听到更多好的动机，就可以应对他们坏的行为了。

　　你可以更个体地为他们做。如果有青少年写信给你，你可以问他，父母有没有表现出他们好的动机。如果他说没有，你可以问他，那你可以从别人那里获得吗？你也可能教他们，看上去，他们给消极的部分太大的权利了。比如，我恐惧，我活在我的恐惧中，我给我的恐惧太多的力量了。我害怕，我给我的害怕太多的力量了。或者我觉得很无助，我给我的受伤太大的力量了。怎样才能照顾好自己。如果他们叛逆，他们就放弃了权利。如果他们为自己负责的话，他们就可以减轻痛苦。我也可以做这部分工作

　　星期日：我的另外一个观察是，这些青少年的父母是很恐惧的。他们在恐惧什么？

　　约翰·贝曼：是的。有时候，他们更多的恐惧是来自无助：我是父母，我应该什么都懂，但我不知道做什么。有的时候，会让他们觉得害怕。有时，会触动他们未完成的事件。有的时候，他们希望知道答案，但是他们没有。

　　童年时，我在感情上从来没有归属感

　　我们已经用了三周的时间，听来自加拿大的约翰·贝曼说话。他的很多想法对我们有帮助。有时，他是如此了解我们，就好像他就生活在我们身边。你好奇吗？他是谁，他有着怎样的经历，使他成为现在的约翰·贝曼。什么是一个人的童年？什么是童年时的感受？这个感受对人有着怎样的影响？什么样的影响将成为一个人终生受用的资源？采访进行到约翰·贝曼对自己的讲述。希望我们从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部分。

　　星期日：我从来没有听你介绍你的童年，我通过看书知道你童年的一些故事。我现在很愿意听你谈谈这一部分，如果你愿意。但是我更想知道你童年时候的感受和期待。

　　约翰·贝曼：先讲我的家庭。我来自一个有七个孩子的家庭，我是最小的，他们总是把我当成孩子看。我们住在乌克兰，我们是荷兰人，我们说三种语言，俄语、荷兰语和德语。在革命前（记者注：第二次世界大战），我父亲是一个很有钱的农民，我母亲很穷，因此他们在身份地位上有很大的差异，但他们非常恩爱，后来他们结婚了，有了这些孩子。姐姐的年龄已经足够做我母亲了。当我出生时，我母亲45岁。二战结束时，我已经出生了。然后我们就从乌克兰到了德国，然后从德国到了加拿大。我对乌克兰知之甚少，我那时只是个小孩子。我只记得政府把所有人的东西都拿走了。所以当我很小的时候，我们已经很穷了。我们没有钱、没有土地、没有农场。

　　星期日：穷的时候，家人的关系如何？穷的事实给你带来实际的压力了吗？

　　约翰·贝曼：我还记得家人的互相支持，母亲很关心我们，也很有责任心。然后我们去了德国，在那里我父亲去世了。我母亲在加拿大有两个兄弟，她给他们写信，然后他们说来加拿大吧。所以我和最小的姐姐、最小的哥哥，还有妈妈，一起去了加拿大。剩下的就留在了德国。在德国的时候，我在德语学校呆了两年，然后我就去了加拿大，学习英语。我的成长环境很贫穷，充满惊吓，和别人很不同。因此在我的童年，我在感情上从来没有归属感。当我到了加拿大以后，我学习了英语。我哥哥也学英语，但他没去学校，他那时候大约18岁，我姐姐大概26岁。所以我是唯一一个在加拿大上学的，那时候我12岁。12岁的时候，我只知道一个英语单词，就是“不”（no）。我很喜欢学校，我学得很快。我母亲从来不会说英语，只有我姐姐和哥哥学了。